苏辙接到一项差事：核定中央一些衙署究竟需要多少吏员。他承认，人数超过事务所需，确实是积弊。但要算清这笔账，首先得向各司索取日常办事的文案。掌握资料的人，恰好也是可能被裁减的人。
在《论吏额不便二事札子》中，他说当时相关吏员近三千，担心遭到淘汰，不肯提供资料。这不是全国官员的总数，吏员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今天的公务员。摆在他面前的，是六曹、寺监等机构一桩牵动许多人饭碗与前程的难事。
办法并非全由苏辙想出。据他的晚年记述，吏员白中孚提出，可以沿用旧办法：抽取各司两个月的事务，按难易分为七等，累计分数，再折算所需人数。苏辙向属官征询意见，李之仪赞成。一位吏员的经验，成了重新核额的入口。
算法有了，资料却仍不能凭空出现。苏辙向执政者指出，就算凭朝廷的威势逼人交出文案，随后立即裁减，也难免引起争诉。他提出先据实确定名额，现有人手暂且保留；等到年满转出、死亡等形成缺额，不再补入，减至规定人数便停止。
他估计，这样不超过十年就能消化多余的名额。十年是当时对方案的预估，不能当成后来已经兑现的政绩。让过渡期长一些，也意味着朝廷不能立即得到全部节省。
口头说定还不够。元祐二年，也就是1087年，农历十一月九日，尚书省札子传下批准意见。随后，苏辙等将安排张榜告知各司，明确不会在新法实行当天径行减罢现员。据札子记载，此后数月，文案才交齐，核减方案才得以编成。
然而，方案交到尚书省吏额房后，安排发生了变化。苏辙指责实施者背弃原先的指示，直接“裁拨”人员。其中有把资序靠前者调往别司，也有将人从清闲机构调入要局。这些争诉涉及的，还有原有位置、隶属与升迁机会被改变。
他列出的第二个问题更细。原来分属不同机构的吏员，领取待遇、晋转出职的规则本不相同；机构改组以后，苏辙认为，把旧人一概纳入新规，许多人会受损。苏辙主张保留旧人的既有安排，新规留待新人适用。他没有只争一个裁减数字，还追问数字落到不同的人身上，会发生什么。
吏员先后来到御史台申诉。苏辙再次上奏，要求现员暂照旧存留，恢复缺额不补的办法，并反问：“今后虽有号令，谁复听从？”这句话写在奏疏里。此前正是朝廷公开作出的保证，才使人们交出资料；如今凭这些资料改变他们的处境，坏掉的也包括下一道命令的信用。
事情并没有因一封奏疏立刻解决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保存了持续争论的痕迹，也留下不同立场：据其中所引《刘挚行实》，刘挚认为，被减者借机发怨，言官的风闻有所夸大。苏辙既是原方案的参与者，也是争论中的一方，不能把他的回忆当作没有立场的判词。
按苏辙后来所记，经过重议，最终只是大体依原议施行。李焘考订，这一步当在1091年农历五月以后；至于札子何日上奏、重定何日落实，他也未能确定。现有材料更不足以算出最终减少多少人、节省多少钱。
从这场曲折里看苏辙，能看到一位愿意核减冗额、也愿意为过渡安排争执的官员。他追究的具体问题始终没有消失：朝廷凭一张告示取得了配合，等事情往前走，那张告示是否仍然算数？
封面说明：AI原创示意图，并非真实文物或历史现场。